何萍:资本自我否定辩证法的方法论意义——基于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问题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19-07-02

要:

罗莎·卢森堡继承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及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传统,通过考察帝国主义时代资本积累的特点及其与全球资本危机之间的关系,创立了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解答帝国主义时代的新问题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历史辩证法形态。这一辩证法从资本积累的高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发生的内在机制,对我们认识和分析2007—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及之后的世界历史走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也要求我们联系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历史的新变化,创造21世纪的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这一新的历史辩证法就是,以资本积累为主线,在历史、理论和现实的结合上考察一个世纪以来的垄断与反垄断、霸权与反霸权、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斗争,建构起洞见世界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多元性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新的历史辩证法的建构上,中国道路是一个十分典型的经验原型。

关键词:

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 罗莎·卢森堡 资本积累论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 人类命运共同体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动摇了人们在20世纪90年代刚刚建立起来的对资本主义的信念,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于是,自2009年开始,人们不再热衷于在“全球化”背景中讨论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转而在“金融危机”背景中讨论资本主义的危机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转向表明,人们不再相信以世界市场为核心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建立其上的国际新秩序会给人类带来光明的前景和预期的效益,而质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逐渐建立起来的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在这里,人们面临20世纪初世界历史变革中出现的同样问题: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危机是偶然事件引发,还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爆发?这恰恰是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所研究的问题。罗莎·卢森堡继承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及其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传统,通过考察帝国主义时代资本积累的特点及其与全球资本危机之间的关系,创造了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这个辩证法对于我们认识和分析2007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及未来的世界历史走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进而有助于探究中国和世界的21世纪发展前景,创造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新思维。

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历史辩证法的三种形态

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即它“不崇拜任何东西”, 坚决地否定那些过时的、不合理的东西,昭示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东西;二是它的历史性,即它有着现实的历史内容,这就是,立足于现代社会的高度考察人类历史,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论证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由于这两个特点,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必然随着资本主义的变化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而不断发展。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阶段,帝国主义现象的出现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全球资本主义是走向繁荣,还是自我崩溃?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从中产生了历史辩证法的三种形态,罗莎·卢森堡建构的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就是这三种历史辩证法形态中的一种。因此,探讨罗莎·卢森堡自我否定的辩证法,揭示其中的哲学内涵及其方法论意义,就必须对当时各派的观点及其理论框架进行梳理和分析。

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性质,通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该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有着巨大的创造力,关键在于人们如何运用它,全球资本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创造力的一种运用,能够给各个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这是自由主义者经常向人们作出的承诺。从这一观点出发,这些理论家们把全球资本主义看作一个不断发展的体系,主张全球经济开放、世界市场、国际贸易、投资和移民自由。当然,面对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危机,这些理论家们也会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抨击,指责资本主义制度不公正、不正义,但这些指责都是道义上的,并未触及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在他们看来,危机是人们运用资本主义创造力不当造成的,并非资本主义的本质所致,因此,只要在政策上稍加调整,便可以克服和消除危机。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这种观点把全球资本主义看作一个自我崩溃的体系,认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转移或外化,但这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即在连续不断地、越来越广泛而深重的危机中摧毁自己的生存基础,最后走向灭亡。因此,对于这个体系重要的不是道义上的谴责,而在于揭示它的内在矛盾及其自我崩溃、自我灭亡的规律。该观点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内部,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理解是十分复杂的。这种复杂性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帝国主义的不同理解,而这种理解又与他们对待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及支持这一理论的历史辩证法的态度紧密相关。从总体上看,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对帝国主义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三种,也相应地形成了三种不同形态的历史辩证法。

第一种理解是第二国际内部以鲍威尔、考茨基为代表的理论家们的观点。该观点强调帝国主义是一种政策和策略,并非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帝国主义的出现没有历史的必然性。这实际上否定了帝国主义阶段的特殊性。基于这一理解,这些理论家不去研究帝国主义阶段的特殊规律,不是从全球资本结构变化角度来思考当时资本主义发生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而是片面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不过是由消费不足引起的,只要通过调节回到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中,危机就自行解决了。所以,他们强调:“根本就没有问题需要解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的说明是对积累的一种完美无缺的解释;那里的模式结论般地证明了资本能够迅速增殖,生产能够扩大,如果世界上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无其他生产方式的话;它就是它自己的市场”。 从表面上看,这种观点是坚持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实际上背弃了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即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的过程,从而也背离了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哲学基础——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滑到机械唯物论那里去了。这种观点受到了当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派严厉批评,被称为“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和哲学上的机械唯物主义”。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就是当时批判这些机会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骁将。此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柯尔施、葛兰西、卢卡奇把第二国际的哲学定义为庸俗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也是源于此。

尽管鲍威尔、考茨基等人对帝国主义的理解和对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解释受到了严厉批评,但他们提出的理论问题却是不可忽视的。这就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性质是一个与资本积累相关的问题,人们对资本积累机能的理解决定了人们对全球资本主义性质的基本判断。如果把资本积累的内在调节机能看作资本积累的本质方面,肯定资本积累是可以无限制的扩大,可以不断地进行下去,那么,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全球资本主义是一个发展的体系。反之,如果把资本积累的缺失机能看作是资本积累的本质方面,认为资本积累只能在连续不断的、不断加重的危机中行进,而这种行进又是有限度的,当它到达一定的历史阶段,必然变得不可能了,那么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全球资本主义是一个自我崩溃的体系。这个问题的提出,使资本积累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同是坚持后一种观点,但由于所处的国度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他们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作了不同的说明,进而创造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辩证法。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说明,代表了经济、政治和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观点。列宁肯定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它的产生有着内在的经济必然性。这主要体现在经济形式上的两大变化:一是垄断资本组织的出现,资本垄断代替自由资本而成为帝国主义时代的主要经济形式之一;二是银行资本从工业资本中分离出来,成为金融资本,主导着帝国主义经济的发展。列宁认为,这两种经济形式的出现绝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表现,而恰恰是资本主义衰落的表现,因为它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帝国主义的出现意味着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冲突、国际间的不平等加剧。由此,他把帝国主义定义为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崩溃和无产阶级革命时刻到来。所以,他作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论断。基于这一理解,列宁把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重心放在了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创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辩证法。他的《国家与革命》就是对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辩证法的系统阐发。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他所创造的无产阶级革命辩证法得到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普遍认同,从而成为了这一时期世界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念,也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分析帝国主义经济和世界大战的理论框架。

与列宁不同,罗莎·卢森堡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说明则代表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发达的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观点。在罗莎·卢森堡看来,帝国主义虽然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但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濒临崩溃,就其现阶段而言,帝国主义化解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延长了资本主义的寿命。据此,她指出:“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的……帝国主义虽是延长资本主义寿命的历史方法,它也是带领资本主义走向迅速结束的一个可靠手段。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实际上必然达到这个顶点,只是进入帝国主义的倾向本身即已表现各种形态,这些形态将使资本主义最后阶段成为一个灾难的时期。这一定义的核心问题是:帝国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它是如何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的?它延长资本主义寿命的方式是什么?这种方式为什么不能彻底化解资本主义的危机,反而会带领资本主义走向快速崩溃?毫无疑问,这些问题都是有关帝国主义经济本身的问题,只能通过探究帝国主义的经济规律来解决。从这一理解出发,在论证帝国主义必然灭亡问题上,罗莎·卢森堡以资本积累为主题,研究并创造了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遗憾的是,由于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罗莎·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和她所创造的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不仅不被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所接受,而且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

罗莎·卢森堡及其《资本积累论》一书一出版,就遭到了来自社会民主党内理论家的批评和否定。对此,罗莎·卢森堡撰写了《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一书进行了辩解,同时对那些误解她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罗莎·卢森堡反复强调,她的资本积累图式是一个哲学概念,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它所要解决的是帝国主义的历史规律和世界历史图景的问题,而不是具体的经济学的计算公式问题;批评家们不能理解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否定帝国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不懂得马克思的辩证法。罗莎·卢森堡的这一辩解当然没有说服当时的批评者,但它却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所接受了。沃勒斯坦认为,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图式所使用的“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术语使她的研究陷入了混乱,但是“她的视野是完美的”。自此,罗莎·卢森堡的“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术语被“中心”和“边缘”术语所代替,而她提出的世界历史的二元对立结构却成为了人们研究全球资本主义问题的理论框架。沃勒斯坦对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图式的评论和改造,揭示了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图式的哲学意蕴及其在当代的方法论意义。

从上述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对帝国主义三种不同理解及相应的历史辩证法形态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概括出罗莎·卢森堡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的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是对帝国主义时代资本积累规律和历史趋势的有力说明,有着十分现实的内容和具体的规定性。这正是“自我否定的辩证法”区别于鲍威尔、考茨基的“历史辩证法”的地方。鲍威尔、考茨基否定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加以考察的意义。在他们看来,没有资本主义的特殊,只有资本主义的一般,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也具有普遍适用性,既能说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由个体资本家所进行的资本积累,也能说明帝国主义时代由总体资本家所进行的资本积累;既能用于分析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国内危机,也能用于分析帝国主义条件下的世界性危机。从哲学思维的高度看,这种观点就是只讲一般、抽象,而不讲个别、具体。这种思维方式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思辨哲学的思维结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基本的思维结构,就是只讲一般,不讲特殊;只讲抽象,不讲具体。这种思维结构的最大弊端,就是使人的认识陷入了思辨的虚构,而不能抓住现实,不能把握对象的具体的内容和个性特征,因此, “用这种方法是得不到内容特别丰富的规定的”。举例说, “如果有一位矿物学家,他的全部学问仅限于说一切矿物实际上都是‘矿物’,那末,这位矿物学家不过是他自己想像中的矿物学家而已。这位思辨的矿物学家看到任何一种矿物都说,这是‘矿物’,而他的学问就是天下有多少种矿物就说多少遍‘矿物’这个词。”鲍威尔、考茨基所讲的“历史辩证法”,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这种思辨方法,因而它在本质上是反历史辩证法的。这也正是罗莎·卢森堡、列宁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把他们的“历史辩证法”冠之以机械唯物主义的原因。与之不同,罗莎·卢森堡强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一个必然出现的阶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把帝国主义作为一个特殊的对象加以研究,为此她给《资本积累论》的书名增加了副标题:“对帝国主义经济学的一种解释”,旨在强调《资本积累论》不是研究“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研究“特殊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上的资本主义,亦即“全球资本主义”。这样,罗莎·卢森堡通过对象边界的界定摒弃了思辨的思维结构,进到了马克思所主张的具体的思维结构。正是由于采取了具体的思维结构,她才能够抓住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精髓——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思想,进而剖析帝国主义的经济现象,创造出属于她那个时代的自我否定的辩证法。

第二,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是马克思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从总体上看,马克思的辩证法是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辩证法,这是马克思在指导第一国际斗争的实践中、在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经验中概括出来的;二是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这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高成就。马克思的辩证法这两个部分在列宁和罗莎·卢森堡那里得到了发展。卢卡奇曾经准确地将这两种辩证法概括为:“列宁的问题史就成为19世纪欧洲革命的一部内部史;而罗莎·卢森堡的文献史表述则发展成资本主义制度为其生存和扩展而斗争的历史。”他对这两种辩证法理论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赞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再生。面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危机,罗莎·卢森堡之所以采取不同于列宁的研究路径,创造了不同的历史辩证法,归根到底,是由她与列宁所处的环境和面对的问题不同决定的。列宁处在具有东方社会特点的俄国,看到的是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世界历史发展不平衡性,并从中看到了东方民族崛起的机遇。他认为,东方社会要改变自己的被动地位,变成世界历史的能动性方面,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这样,列宁就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放在革命的平台上加以思考,从而发展了马克思的革命的辩证法。与列宁不同,罗莎·卢森堡虽然出生于波兰,是波兰的犹太后裔,但她主要战斗在德国,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批判伯恩施坦的主将,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必然要受到她所批判的对象的制约。当时,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哲学观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否定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的思想;二是否定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主张从生产关系的适应性来探讨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伯恩施坦提出,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信用制度的建立、电报等通讯技术的发展、工会组织的建立等,都增强了资本主义的适应性,证明资本主义不会出现危机,马克思的“崩溃论”已经过时了。为了从理论上驳斥伯恩施坦,罗莎·卢森堡把研究重心放在历史规律层面,力图通过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本质的研究来证明马克思“崩溃论”的有效性,从而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

概括上述两个特点,罗莎·卢森堡创造的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与马克思创造的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是一脉相承的,它继承了马克思的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的内在精神,又将马克思的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扩展到对帝国主义经济的考察,解答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面临的时代课题,有力地回击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对马克思学说的歪曲和否定。

二、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从马克思到罗莎·卢森堡

罗莎·卢森堡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是马克思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我们的研究就必须从马克思的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讲起。首先要讲清楚马克思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内容及其遗留的工作,继而要讲清楚罗莎·卢森堡是如何评价马克思遗留下来的工作,她的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的区分何在?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才能进入罗莎·卢森堡的话语体系,准确把握其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思想及其理论创新点。

所谓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就是资本积累的自我否定性及其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积累就是价值增殖的过程,它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真正目的,因而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问题。正是这样,马克思对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阐发,集中在对资本积累的本质及其历史趋势的研究之中。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它是社会性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性,决定了资本积累具有双重的否定性:一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性。这重否定的内容是资本对其自然前提的否定。因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都是自然经济形态,而自然经济与资本的社会性是不相容的,资本只有通过暴力的形式歼灭自然经济,才能获得自身的社会性,从而开始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马克思把这个过程称为资本的原始积累;一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的社会化的劳动形式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不相容而导致了对资本主义自身的否定。这双重的否定就构成了人类社会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再到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过程。马克思把资本的这一否定过程描述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指的是社会所有制基础上的个人的自由的劳动,即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这里,马克思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资本的自我否定不是资本主义无限向上发展的过程,而是不断向下衰落的过程,直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走向终结,代之而起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孕育出来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强调,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到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必要的因素,但是,这个因素的积极的、有效的作用,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发生普遍性危机时才能完全发挥出来。既然如此,要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说明资本的自我否定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资本主义不断衰落的历史趋势,就必须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问题,从理论上阐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哪个环节中产生出来的?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积累的核心问题,也是令马克思最苦恼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令人苦恼的难题,马克思把资本积累的理论研究与对资本主义现实危机的经验分析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在1857年12月1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描述了他是如何开展这两项工作的研究的:“我的工作量很大,多半都工作到早晨四点钟。工作是双重的: (1)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项工作非常必要,它可以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也可以使我自己摆脱这个讨厌的东西。) (2)当前的危机。关于危机,除了给《论坛报》写的文章外,我只是做做笔记,但是花费的时间却很多。我想,到春天,我们可以合写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以便重新提醒德国公众:我们还在,还和过去一样。我备了三大本笔记簿——英国、德国、法国。至于美国,全部材料《论坛报》上都有。这些材料可以以后整理。” 这里所说的“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工作,指的是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集中研究了资本积累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当前的危机”工作,指的是1857年在欧美和亚洲国家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马克思并不把这两项工作合并为同一件事,而强调它们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如何看待危机与资本积累的关系问题,即是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两者的关系,说明危机是资本积累的一个内在环节,还是从经济现象的层面看待两者的关系,把危机看作是某种外在因素引起的偶然现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后一个角度看待危机与资本积累的关系问题,所以,他们即使从危机中发现了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并预言“这些矛盾必然导致资本的毁灭”,也不想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这个矛盾,而是“想通过习惯、法律等等从外部给生产设置限制”。 与之不同,马克思是从哲学的高度来研究危机的本质,把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规律的一个内在要素或环节。按照这一思路,马克思一方面研究资本的特性,提出了“资本界限”这个概念,说明资本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体系;另一方面分析了1857年的经济危机,从理论上说明资本“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崩溃”的根源。

马克思提出“资本界限”这个概念,正是为了揭示资本的内在矛盾及其自我否定的必然趋势。这里的“界限”一词,就是含有否定意义的限制。这种否定意义的限制的内容和意义因资本的价值增殖在不同阶段的特点而发生变化,因而是不确定的。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是从资本的价值增殖两个必要环节分析了这些限制的内容和意义。马克思认为,在资本的价值增殖的生产阶段,即产品价值的生产过程内,限制指的是“生产过程本身内部部分地作为前提,部分地被产生出来的界限”;在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流通阶段,即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实现阶段,限制指的是消费需求、消费能力、货币的量及剩余产品的实现等。马克思把这些限制概括为三点:“ (a)资本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会遇到现有消费量或消费能力的限制”; “ (b)作为新价值和价值本身,产品看来会遇到现有等价物的量的限制,首先是货币量的限制,但不是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而是作为货币的货币”; (c) “全部产品必须转化为货币”的限制。马克思强调,这些所有的限制都是资本的内在矛盾的存在,肯定这些矛盾的存在,是考察资本的自我否定及其历史趋势的前提。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与这些限制之间的相互否定关系:一方面是资本对这些限制的克服与超越,这种否定的结果是,资本“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 为资本价值增殖,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扫除了障碍。这是资本的积极本质。另一方面是资本不能克服和超越这些限制,而是被这些限制所否定。这种否定的结果是,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在这里,资本成为了生产的限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是资本的消极本质,体现了“资本具有限制生产力的趋势”。马克思正是从后一种否定关系来探究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他提出的问题是:资本的价值增殖的阻碍究竟是在哪个环节发生的?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马克思考察了资本生产环节所遇到的限制以及资本流通环节所遇到的限制。由此,马克思得到的结论是:“普遍生产过剩所以会发生,并不是因为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或者说,不是因为应由资本家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而是因为这两种商品生产过多,不是对消费来说过多,而是对保持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的正确比例来说过多;对价值增殖来说过多。”这样,马克思就把研究资本主义危机根源的重心,放在消费与价值增殖之间的正确比例问题上。那么,消费与价值增殖之间应该如何保持正确的比例呢?在探究这个问题时,马克思提出了生产和消费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图式,但是,马克思并不满足于这种逻辑的说明,而是深入到资本积累的历史层面,探究资本能否创造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的正确比例,它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创造这种比例关系。在对这个问题的探究中,马克思发现,资本要创造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的正确的比例,就必须通过“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在这里,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和日益增多的消费需求就成为资本的限制,如果资本能够克服和超越这个限制,能够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即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和日益增多的消费需求,那么,资本积累就能够顺利进行,资本的价值增殖就能够实现;反之,资本若不能克服和超越这个限制,世界市场不能扩大、消费需求日益萎缩,那么,资本积累就受到阻碍而处于停滞状态,剩余产品的价值就不能实现,这就意味着消费与价值增殖之间的比例失衡、普遍生产过剩。这就是资本面临的现实的现代危机。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构成罗莎·卢森堡研究帝国主义经济的理论起点。

罗莎·卢森堡充分肯定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基本图式,强调它对于分析帝国主义经济危机的有效性。她指出:“马克思关于危机形成的图式,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提出的图式,之所以适用于迄今为止的危机,只是因为它揭示了一切危机的内在结构和它们的深刻的一般原因。”基于这一肯定,她像马克思那样,也从资本主义危机的向度研究资本积累问题,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危机是由资本积累决定的,危机只是“积累的特殊的外部现象,只是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形态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如果我们把罗莎·卢森堡的分析与马克思的分析作一个对比,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问题上,罗莎·卢森堡与马克思的观点是根本一致的。

当然,罗莎·卢森堡与马克思也存在诸多不同。从表层上看,这些不同是他们建构的资本积累图式不同,而在深层上,则是研究的问题不同。马克思研究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运动,因此要求把一切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关的因素都抽象掉,设定有一个只有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设定基础上的。与之不同,罗莎·卢森堡研究的问题是:在世界上存在着广大的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下,资本主义是如何建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这是帝国主义时代特有的问题。这已经不再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关系和内部运动的问题,而是不同生产方式之间,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地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总之,这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建构问题。既然研究的问题不同,那么,研究的理论框架当然也就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种资本积累图式是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相反,它们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按照罗莎·卢森堡的说法,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揭示了“资本主义成熟阶段”的内在矛盾和危机的根源,而她的资本积累图式只是补充了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特征”, 即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危机根源。因此,从资本主义变化的角度看,这两个资本积累图式分别揭示了资本主义“晚期危机”和“早期危机”的特征,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最终结局,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图式并不否定或排斥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只是补上了资本主义走向它的终结点进程中的帝国主义这个历史环节。正是这样,罗莎·卢森堡在“批评”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时,从来不用“错误”这个词,而是强调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不能解释这样一些现象:“资本主义生产提供超越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并从非资本主义国家中找到购买者”、“由美国南北战争时植棉中断的结果所惹起的英国棉花的危机,或俄土战争时农奴制俄国亚麻输出中断的结果所惹起的欧洲麻织业的危机”、“为要养活欧洲工业劳动者大众(即可变资本的要素) ,输入农民用非资本主义方法所生产的谷物在当时所起的重要作用”, 等等。而她要解释这些现象,就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这个前提出发了。从这个角度看,对于罗莎·卢森堡“批评”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与其说是在“批评”马克思,不如说是在清理和确立自己研究的问题。这正是德国官方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没有看到,更无法理解的,所以,他们只能在表层上谈论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与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图式之间的差别,把资本积累图式的“错误”归于“数学公式”的计算问题。相比之下,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资本积累图式的理解则要深刻得多。这种深刻性就在于她穿透了帝国主义的经济现象,抓住了马克思资本积累图式本质的东西,即其中的哲学思想。

由于将研究的问题转变成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建构问题,罗莎·卢森堡对资本主义的危机也作了新的阐释。她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克服自身经济危机的一种手段,但是,帝国主义并不能根除资本主义的危机,只能通过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危机转移到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式来缓解资本主义的危机。在这种危机的转移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危机是暂时缓和了,但全球经济危机却出现了。由全球资本主义的构成所决定,全球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危机有着质的区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比例失调造成的,它所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而全球经济危机则是全球经济秩序断裂造成的,它所体现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据此,罗莎·卢森堡提出了资本积累图式:“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它具有囊括全球,驱逐其他一切经济形态,以及不容许敌对形态与自己并存的倾向。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虽然它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并正由于此,变为世界普遍形态也是它的趋向,然而它必然要崩溃,因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在自己的生命史中,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矛盾,它的积累运动带来了冲突的解决,但同时,也加重了冲突。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除了实行社会主义外,没有其他的出路,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积累,而是以发展全球生产力,来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因此,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由于它本身的特质,是一个和谐的、普遍的经济形态。”这个图式的最突出的特点,也是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最富有创造性的内容,就是把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纳入资本积累的结构之中,将资本积累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共同构成。在这个结构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决定资本积累的运动方向,但它又依赖于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要把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作为自己生存的条件;东方前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本积累的市场而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国际资本、政治的一个有机部分,但由于它是资本积累的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是资本积累中不可缺少的方面,因而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以民族解放运动的形式反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争取自身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第二个方面是以其作为资本主义生存环境的限度来制约资本积累。这两种反作用对于资本积累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以革命的方式阻止资本积累,改变资本积累的方向,它体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历史主动性;后者是以资本主义自动崩溃的方式终结资本积累,决定了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它所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运动。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是资本主义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既不能容忍又不得不依赖于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存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就是这一内在矛盾的展开:一方面,资本主义受资本积累的内在驱使,必然走向全世界,遏制或驱逐一切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从而把自己变成普遍性的存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为了不断地扩大资本积累,又不得不依赖于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这又使它不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由于这一内在矛盾,资本积累的每一次扩张都必然改变它赖以生存的非资本主义的历史环境,而每一次非资本主义的历史环境的改变又都是在挑战或摧毁资本主义生存的基础和现实条件。由此决定,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不是无止境地增长和扩大,而是日趋缩小和衰落的,直到最后灭亡,被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所取代。罗莎·卢森堡这一图式所得出的结论与马克思论述资本积累时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不同的是,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图式在内容上补上了整个资本主义进程中的帝国主义这个历史环节。

进而,罗莎·卢森堡考察了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发生的内在机制。她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在把本国的内部危机转变成世界危机的过程中,有三个因素决定了世界危机必然发生:第一个因素是外部市场的限制。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是向非资本主义国家渗透,到非资本主义国家中去寻找“对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去建立资本积累实现所需要的市场,但这个市场是有限的,于是,为了争夺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宗主国之间开展了争夺殖民地的竞争,直到爆发世界大战,于是,经济危机伴随着政治危机就成为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第一种形式;第二个因素是非资本主义自然经济形式的抵抗。资本积累需要到非资本主义国家去寻找“对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但非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自动地成为“对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如果说它是“对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这只是在潜在的意义上而不是在现实的意义上而言的,非资本主义国家要成为现实的“对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必须经历一个资本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积累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来自非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形式的各种抵抗,而资本主义国家也会用暴力的或和平的方式摧毁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经济形式,迫使其走上商品经济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资本积累通常是通过民族战争的形式完成的,于是,经济危机伴随着民族冲突就成为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第二种形式;第三个因素是地球上有限的生产力发展资源的限制。资本积累向非资本主义国家渗透不仅是向非资本主义国家倾销商品,而且还要掠夺非资本主义国家可用于生产力发展的自然资源,这种掠夺的后果是地球上所有可用的生产力发展资源枯竭,产生不可逆转的生态危机,于是,经济危机伴随着生态危机就成为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第三种形式。资本积累所内含的这三种危机形式表明,资本主义危机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是灾难性的;这种危机不仅仅是对非资本主义国家的,也是对全人类的。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这三种危机不是相继发生的,而是同时发生的,只不过在资本积累的不同阶段上其中的某一种危机形式更为突出罢了。但是,无论资本主义危机以哪一种形式表现出来,都是以否定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为前提的,都是资本主义危机的积累。正是这一系列的对资本主义自身生存条件的否定,正是资本主义危机的不断积累,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后崩溃。所以,罗莎·卢森堡反复强调:“经过一定的时期,国内外资本积累的条件将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那就是它们变为资本没落的条件了。资本通过军国主义,愈加残酷地想消灭国内外非资本主义阶层、愈加压低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那么,在世界资本积累的逐日历史上,变动也就越大。它将成为一连串的政治和社会灾难和痉挛,在这样条件下,加上周期性的经济灾祸或危机,积累已不可能再进行了。但在正式到达这个资本自己创造的经济绝境之前,国际工人阶级起来反抗资本的统治已成为一件必要的事情了。”

罗莎·卢森堡的这一预言,在20世纪至21世纪的头十年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一次又一次世界危机中得到了证明。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在这个阶段上世界危机主要是以经济危机伴随着政治危机和民族冲突的形式出现的;20世纪60—70年代,世界危机主要是以经济危机伴随着政治危机、生态危机的形式而出现的;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由于苏东剧变、信息科学的发展、互联网的出现,资本主义出现过短暂的繁荣,但不到十年的短暂光阴,居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地位的美国就爆发了次贷危机,并且迅速地蔓延到世界各个地区,造成了全球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生态危机的爆发。这些事实再次表明,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它使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不可消除的方面。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看,资本主义的危机并不会随着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变化而减轻,反而是越来越广泛和严重了,若不根除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可能消除世界危机。

三、建构21世纪资本自我否定辩证法的学术理路

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主导国家内部自发产生的危机,是全球资本的结构性危机。由于这一特点,人们不可能用外在的、偶然的因素来解释这场危机,只能到资本主义内部寻找它自发产生并走向崩溃的原因。在这一研究中,罗莎·卢森堡的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再度进入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研究视野。2011年以来英国《历史唯物主义》杂志举办的历次年会上都会有罗莎·卢森堡思想讨论的专场来讨论当代全球危机问题;在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发表100周年之际,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分别在德国和美国等国家召开专题学术研讨会,讨论《资本积累论》的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主题分别为:“纪念《资本积累论》发表100周年——对帝国主义的一种经济学说明”、“罗莎会怎么说:对一部久远经典的新理解——纪念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发表100周年”)。这些讨论绝不是对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进行机械式的文本解读,而是重在发掘《资本积累论》中那些对今天全球资本主义思考有意义的方法论启示。然而,我们今天要继承罗莎·卢森堡的思想遗产,创造21世纪的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就必须看到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图式的缺陷,即只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东方国家的同化,把世界历史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而否定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历史创造中的作用和地位;只讲世界历史的必然性,不讲世界历史的偶然性,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观点。除此之外,罗莎·卢森堡勾勒的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资本主义国家二元对立的图式,随着世界历史的变化,也显得过时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绝不能再固守罗莎·卢森堡勾勒的二元对立的世界历史图景,而应当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新变化,融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建构过程中形成的反抗力量的内容,尤其是以中国道路为经验原型,建构新的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重新勾勒世界历史图景。这个新的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就是,以资本积累为主线,在历史、理论和现实的结合上考察一个世纪以来的垄断与反垄断、霸权与反霸权、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斗争,建构起洞见世界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多元性的理论框架。

从理论上分析,全球资本体系主要由两个基本要素构成。一个基本要素是国际垄断,这是全球资本的经济基础;另一个基本要素是国际霸权,包括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的话语霸权等,这是建构全球资本秩序的基础。这两个基本要素是资本积累的结果,又是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资本积累的组织结构。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建构这两种组织结构而实现了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控制,从而建构起全球资本体系。由此决定,全球资本体系绝不是单纯的经济形态,而是融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意识形态为一体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一种国际社会秩序。这个国际社会秩序的核心,就是世界霸权主义。但是,这两个要素本身又是充满着矛盾的。因为国际垄断是以经济的全球化为前提的,而经济的全球化又依赖于跨国公司的形成、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而这三个条件都需要各国政府的认同与参与,这势必产生国际经济市场与本国利益的冲突。这种冲突激化的结果,就是经济危机的爆发、国际间霸权国家与非霸权国家矛盾的加剧。

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提出了全球金融资本实施的“三合一困境”:在金融资本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必须在执行本国的货币政策与保持世界货币稳定之间作出选择,而不可能兼而有之,也就是说, “各国在三件普遍心仪的事情中——资本流动、稳定的汇率和货币独立——只能做到两件”。这种“三合一困境”表明,各国独立的货币政策是金融资本全球化背后的非全球化因素,或者说是不可全球化的因素,正是这个因素构成了国际金融资本体系中的全球化与非全球化的矛盾。美国国际货币和金融政治学研究专家杰弗里·弗里登运用这个“三合一困境”来说明墨西哥、东亚、俄罗斯、巴西、土耳其、阿根廷等这样一些非霸权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国内金融危机的必然性。他认为,这些非霸权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接连不断的金融危机,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在进入国际金融资本市场后,为了执行美国的货币政策,而被迫放弃本国的货币政策,从而导致了本国汇率崩溃,使本国经济遭受灾难性的危机。在这里,杰弗里·弗里登是以“可以自由进入开放的国际资本市场” 的内在矛盾来说明非霸权国家遭受金融危机的根源。如果我们转换一个角度,也可以用同样的原理来说明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众所周知, 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源自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场危机是由于美国经济学家鼓吹金融创新而美国政府又缺乏对金融部门的监管造成的。这种理解实则过于表面化。从深层看,这场危机与资本积累有着内在的联系。它是美国凭借自己的全球金融市场的霸权地位,通过金融资本的运作在世界范围内积累资本,而在危机发生后,它又通过国际金融体系而将危机转嫁给非霸权国家而造成的。在这里,同样有一个美国的本国经济利益与维持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的选择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从来就不把维持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放在首位,而是把全球金融市场当作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积累资本,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的手段。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就是美国优先考虑本国繁荣而牺牲国际货币和金融秩序的结果。同样地, 2007—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是美国为了保持霸权地位,在世界范围内积累资本而大力推行“泛金融化”体系,而在危机发生后又迅速地将其转嫁于其他国家的结果。当下特朗普挑起的世界贸易大战更是如此。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同样是在本国利益与国际经济秩序之间作选择,但由于各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同,其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些非霸权国家因受制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压力不得不牺牲国内利益而陷入国内危机的灾难,以美国为首的霸权国家则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秩序来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利益,一旦本国的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它们也可轻易地通过全球资本市场将本国的危机转嫁到非霸权国家。归根到底,这样的不平等、不公正、不正义,是霸权国家进行资本积累造成的。这一事实表明,在国际霸权主义的秩序中,资本积累在造成全球资本体系危机的同时,也造成世界的不平等、不公正和不正义,从而也塑造了世界经济的两极力量。

全球金融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这对于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霸权国家是如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美国的霸权地位及其建构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普世价值等观念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日渐衰落,而与以美国为核心的霸权国家相对的另一极力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却开始活跃起来。这些国家团结起来,或发展已经有经济联盟,使其能够发挥国际作用,如2013年时,东盟国家国民生产总值高达2.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增长中心;建立新的经济体,并在此基础上构造世界经济新秩序,如金砖国家的通力协作已经成为新的经济体,而这些国家领导人为建立公正、平等和民主化的世界金融秩序的努力已经引起了世界关注。在《大变革:南环经济带将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中,约翰·奈斯比特、多丽丝·奈斯比特肯定了金砖国家在当代世界经济复苏中的引领作用:“当今世界已经不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建立时的样子了。金砖国家正在发挥领导作用,达成了各自的双边贸易协议,并为建立新的开发银行、开发自己的货币稳定基金和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制定了路线图,这些新的机构可以行使过去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所垄断的各种职能。”此外,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连接亚非拉美和欧洲等广大的区域,也形成了多个新兴的经济体。这些新兴经济体系虽然还远远没有占据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但推动了世界经济权力结构的变化。德国学者施德凡·施马尔茨认为, 2007—2011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是由于美国未能适应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造成的,因此,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抓住了机遇,开始在世界经济中崛起,从而推动了世界经济权力的转移。他说:“2007年到2011年的危机对全球经济权力从西向东、从核心国家到现有的半边缘国家转移产生了重要的加速作用。阿里格尼和哈维提出的问题,制度性的积累循环导致了霸权的转移和空间的重组看起来是对的。”随着世界经济权力结构的变化,全球发展的理念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倡导以各国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为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有取代“世界霸权”而成为新的全球化理念的趋势。这些都预示着世界霸权主义时代正在走向终结,世界格局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转化。

正是在这种世界格局的变化中,中国道路受到了东西方学者的青睐,成为了人们分析当代世界格局变化的经验原型之一。从已有的研究看,中国道路研究的意义在三个方面得到了阐发:一是,把中国作为世界社会主义改革成功的典范加以研究。杰弗里·弗里登在论述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状况时,专门列出“中国道路”一节,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和20世纪70—80年代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发展带来的新变化。正是这些变化,使中国成为亚洲转变最抢眼的国家之一。二是,把中国作为成功抵御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典型加以研究。许多学者认为,中国道路体现了国家权力在控制经济风险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中国政府对经济的作用有三点是值得研究的:由于中国政府的支持,中国工人的生活水平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并具有了一定的消费和投资的能力;公众服务领域的不断扩大,降低了工人阶级对雇用者和市场的依赖作用,转而成为一个社会群体;银行的国家化保障了金融的稳定。这三个方面体现了国家权力在控制金融危机方面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道路对于研究如何克服全球金融危机具有典范性。三是,把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当代崛起的典范加以研究。奈斯比特夫妇用中国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事实证明:“中国并不仅仅是作为南环经济带中最有实力的队员而重振雄风的。它已经成为全球经济领域扭转乾坤的力量。它的辉煌战绩之一就是改变全球资本投资流。”事实上,这三个方面的典型性,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容和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的崛起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而当代学者对中国道路的多重意义的阐发,又为我们建构21世纪的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提供了经验原型。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以中国的鸦片战争为经验原型,分析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侵占和掠夺非资本主义国家而建构全球资本主义的,也说明了非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生存环境的。对于罗莎·卢森堡证明资本自我否定辩证法的这一方面内容,当时的中国的确具有典型性。但是,今天的中国,却向人们展示了罗莎·卢森堡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没有论及的另一方面,这就是,非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在资本主义危机中觅得生机,通过走适合本国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开放道路,使本国的经济能够迅速地发展,政治上变得强大起来,从而推动世界格局的改变。正是这一方面,展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证明资本主义主导国家凭借它的霸权创造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系是资本主义霸权国家容纳不了的社会基础,于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系转而成为了世界霸权主义的现实的否定力量,而世界的进步力量正是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个社会基础上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并通过创造新兴经济体而推动世界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是罗莎·卢森堡未分析和预料到的。这一切都证明了, 2007—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对资本主义主导国家霸权统治的一种否定,这种否定的结果绝不是霸权主义的更加强盛,而是霸权主义的衰落,全球平等、民主、正义观念的广泛认同。这种否定证明,当代世界格局的变化,不是人为地创造出来的,而是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内在矛盾中转化而来的,是资本自我否定的历史趋势。它证明,资本主义的适应机能虽然可以通过不断地扩大资本积累的范围、更新资本积累的形式,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新的疆域,创造新的资本形态,但是,它绝不能根除资本主义危机,相反,资本积累的每一次扩大,资本霸权统治的每一次增强,都只能造成资本主义更广泛、更深层的结构性危机,直到资本自我灭亡。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缺失机能才是资本积累的本质方面,决定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从另一方面看,全球资本体系的自我否定,为全球公平、正义原则的确立,为全球社会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当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崛起创造了机遇,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及在维护世界和平、公平、正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又证明了中国经验的世界历史意义。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为我们构建21世纪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理论提供了经验基础。由此可见,同是中国经验,由于时代的内容不同,提供的世界图景和理论框架也必然不同:19世纪末的中国,伴随的是西欧列强瓜分和掠夺非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图景,因此,它给予罗莎·卢森堡的,必然是西方决定论的理论框架。21世纪的中国,提供的是东方国家通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独立自主的全方位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而摆脱西方的控制,并逐渐成为寻求世界和平、公平、正义的主导力量的世界图景,这也是当年罗莎·卢森堡及其模型不能描绘和预测的。因此,它给予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必然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多元性的理论框架。这种世界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多元性的理论框架,应该成为21世纪资本自我否定辩证法的理论框架。

作者简介:何萍,哲学博士,二级教授。兼任国际罗莎·卢森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列宁思想研究会副会长。研究领域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哲学。出版著作20余部,在海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主持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大项目多项,获中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及教育部、教育部人文社科奖多项,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项。

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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